爷爷1929年11月出生于山西吕梁方山县麻地会乡运庄村，小时候家里的生活水平在当时那个村子里边，算是很好的。逢年过节馒头、油糕都能做上一大堆，吃上好些日子。
1939年发生了“新旧军事变”，战场就在我们县的赤天岭。四纵队旅部就驻扎在爷爷他们那个运庄村，新军民运工作做得好，爷爷说和现在电视上演的差不多，男的没事给你挑水、砍柴、扫院子，女同志则走家串户给你讲革命道理，晚上没事了，开个扫盲班什么的。估计是那个热闹劲把当时年仅十岁的爷爷给“感染”了，他每天“屁颠屁颠”的跟在当兵的屁股后边跑。1940年，11岁的爷爷当了儿童团长，想来跟《地雷战》中的那个摇着拨浪鼓的小屁孩差不多。
1941年，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县，爷爷家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了。当时缺盐，爷爷时常要跟着太奶奶到河边的盐碱地里去“刮”些盐碱化的表层土，回来溶在水里，过滤后把水晒干了，吃那些析出来的“粗盐”。1945年，爷爷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第二年经领导介绍到“抗日完校”学习。1947年赶上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，学校停课，爷爷因为识字，回村当了会计。1948年6月，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当时还不满20周岁。
爷爷成长的那个年月注定要经历很多事儿。他这辈子有个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上过战场。听爷爷讲，他曾多次上书要求随军南下，可惜组织上没批，原因他是“独门独子”。除了这个遗憾，爷爷一生有几件辉煌事，时常给我讲起。
1948年入党后，爷爷以工作队的身份被派驻到他的家乡运庄村，任行政村民兵中队长，负责行政村互助组工作。1949年，他领导的互助组成了县模范组，同年，爷爷当选了方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第二年又选成了兼职常委，当时爷爷才21岁，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，这岁数在我们县的历史上也是最年轻的人大代表。
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，爷爷调到峪口镇人民公社，任办公室主任。1961年任公社副主任兼武装部长。当时全国的口号是：农业学大寨，工业学大庆，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！武装部长每年要定期到部队实习两个月，爷爷是分到榆次驻军部队当兵的。大概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在离榆次南10公里的东阳造纸厂失火了，在随军队救火中，爷爷带病上阵（因为没能上战场，大概爷爷也憋的慌，把火场当战场，把自己当成突击敢死队队员了）。 反正事后，爷爷受到全团嘉奖，荣立个人一等功。现在想想，他当时肯定是在火场里玩命了。
1967年，爷爷在峪口担任革委会主任兼职副书记，为方山县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。当时的方山县是缺煤炭的，贩煤的人要到韩家山山沟（距大路约七八公里）去找煤，往返只有羊肠小道，独轮车都没法通行，要靠人挑、牲口驮到大路上。爷爷就带领大伙在国道与韩家山煤矿间修了一条机动车道。距离虽然只有十几华里，但当时因为县政府财政紧张，没钱给他们。爷爷就大着胆子、厚着脸皮去找榆次军分区司令员去磨，估计那司令员也是被爷爷磨烦了，几天后，反正四万元修路的钱被爷爷拿到手了。之后爷爷跟大伙一同连续奋战了几年，终于修通了那十几华里的运煤路。这条路在当时的意义是：彻底改变方山人去韩家山人挑、牲口驮运煤的艰苦历史。
1972年，国家提出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，我们县是革命老区，贫穷落后，为响应国家号召，爷爷一马当先到我们县农机公司担任经理，大力发展农机事业。用了四年时间爷爷对刘胡兰牌手扶拖拉机、锤片粉碎机和中型机井泵等滞销产品进行了试验推广，效果显著，成绩优秀，被省里树立为榜样，后被山西省农机研究学会推荐到华北五省推广会上，为此给他特别加了一级工资。想来，爷爷当时在那个大会场上是很风光的。
1992年3月爷爷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。
爷爷这一生，早年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罪，晚年也没能幸免。2009年春天，爷爷在地里干农活时，突然晕到，一检查是肠癌，已经到了中期。当时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但爷爷很看得开，要求手术治理，他的乐观感染了医生，加上爷爷的身体很好，就做了手术，最终病魔没有把爷爷带走，反而被爷爷战胜了，两年后，爷爷基本恢复了健康。2017年春天，陪伴了爷爷整70年的奶奶去世了，爷爷非常伤心，连续几天不吃不喝。但奶奶下葬后，爷爷好像一下子从阴影里走出来了，继续每天晨练、看书、写字、干活，“懒惰是万恶之源”，这是爷爷经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他是一辈子在践行这句话。
晚年的爷爷酷爱写回忆录，其中一篇关于“晋西事变”的文章，还获得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奖状。今年五一时，我特地回老家看望了爷爷，爷爷高兴的跟个孩子，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。还给我讲这些年来，他怎么跟病魔作斗争，最后怎么一步步战胜病魔的故事。
最近一次跟爷爷通电话，他还教导我：现在国家什么都好，将来会变的越来越好，要好好工作，多做贡献……爷爷当了几十年小官，一辈子脚踏实地、埋头苦干，只要是认准的事，对老百姓有益的事，再苦再难，也坚持做，直到做成。晚年时遭受病痛折磨和亲人离世的打击，但爷爷保持了乐观的心态，坚强面对生活的磨难。他的公仆情怀、求实作风和乐观精神是我们这代人学习的楷模！
来源：总局期刊2022年9月刊